[书摘]骑兵军/巴别尔
[1]
寂静吞噬了一切，只有月亮用一双青色的手臂搂着它滚圆的、闪亮的、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流浪。
[2]
天空中挂着一轮橙黄色的太阳，煞像一颗被砍掉的头颅，一缕缕柔和的光，透过乌云的罅隙射将下来，一面面落日的军旗，在我们头顶迎风猎猎招展。
[3]
我们一边喝着罗姆酒，一边等待军事委员，但他一直也没有从参谋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抽动着，而窗外的花园里，天空黑暗的激情使林荫道不断变幻着色彩。渴望的玫瑰在黑暗里摇动。绿色的闪电在天穹点亮。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翻倒在斜坡上。月光在死人叉着跷起的双腿上流淌。
[4]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和它结伴而行，聊以温暖我心中那些无法实现的幻想和不成调的歌。
[5]
小屋旁边的砖灶上放了口锅，锅里煮着猪肉，热气腾腾，仿佛遥远乡村故里的炊烟，而这锅肉勾起了我的饥肠辘辘和孤独无助，我把干草铺在摔坏的箱子上当枕头，打算躺在地上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阳光从锯齿般的小山丘后面照到我身上，哥萨克在我的腿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开心，报上那些我爱不释手的文字，沿着荆棘小路朝我走来，但怎么也走不到。于是，我放下报纸，朝正在台阶上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房东，”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太婆那双半瞎眼睛的凸眼珠抬起看了我一下，又垂下来。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一提这些事，我就想上吊。”
“操你妈的，”我嘴里骂着，一拳打在老太太胸口，“看我跟你没完……”
我转身看见旁边扔着一把别人的马刀。一只凶巴巴的鹅正在院里散步，悠闲地梳理着羽毛。我追上去，一脚踩住它，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嚓一声断了，鲜血冒了出来。雪白的鹅脖子踩进牲口粪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来回扑腾。
“操你妈的，”我边骂，边用马刀拨弄鹅，“你把它给我烤了，房东。”
老太婆那双半瞎的眼睛和戴着的眼镜闪闪发光，她拎起死鹅，把它裹在围裙里，拿到厨房去了。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道，“我真想上吊。”说罢便带上了门。
院里的哥萨克们已经围坐在锅前。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挺直腰板，活像一群祭司，看都不看鹅一眼。
“这个小伙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位议论我说，他挤挤眼睛，舀了一匙汤。
[6]
月亮像一只廉价的大耳环，悬挂在院子上空。
[7]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所有这一套把戏，里面是否含有无政府主义的种子，也搞不清我们究竟比不比你们这些在自封的首都哈尔科夫捏造出来的自诩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强。你们这些爽快人，如今根本不愿回想自己在年轻时候所犯下的无政府主义罪过，并且还从国家智慧的高度嘲笑这些罪行——让他们见鬼去吧……
[8]
……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充斥着遥远而又揪心的钟声，一片昏暗中亮着一方月光——西多洛夫那张死人似的脸，像一副没有生气的面具一般，垂吊在黄澄澄的烛光里。
[9]
夜晚用它那黄昏时床单一般的、生机勃勃的水汽把我包裹住了，还用它那母亲般的手掌，抚摸着我灼热的额头。
[10]
紧贴老爷的小农庄脚下有一个毫无生气犹太人的小镇子。砖砌的围墙上，隐约现出一只能发布预言的孔雀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幻象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被宽大的窝棚遮盖的犹太教堂矮矮地贴在土地上，没有窗户、坑坑洼洼、圆不楞登，像哈西德教派的帽子一样。几个瘦肩拱背的犹太人忧愁苦闷地竖立在十字路口处。记忆里忽然闪现出几位南方犹太人的形象，大腹便便、肥头大耳，像廉价葡萄酒似的直冒气泡。他们与眼前这些瘦瘦高高的脊背、黄色的悲剧似的大胡子形象的悲壮的骄傲简直天差地别。在他们那由苦难雕凿而成的狂热的脸部线条里，没有一丁点儿脂肪和温热的鲜血的跳动。加里西亚和沃伦地区的犹太人运动是发自犹太人内心的、炽烈的、包含屈辱的滋味的，但他们悲伤的力量却充满了沉重的伟力和对贵族老爷们隐秘而又无尽的鄙视。望着他们的身影，我开始理解这一边缘地区令人心痛的历史，开始理解关于那些向卡巴卡收取经营税的《塔木德》经师们的故事、关于那些放高利贷的拉比们的故事、关于那些少女被波兰士兵强奸，波兰大贵族却因此自戕的故事。
[11]
我正在赶往师部所在的列什纽夫。我的同伴，仍然是普里晓帕——一个年轻的库班哥萨克；跑东跑西的下人；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以后的破烂商贩；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撒谎不带磕巴的撒谎精。他身穿一件薄呢制的大红切尔克斯卡袍，戴一顶绒毛长耳、平常总是甩在背后的风帽。
[12]
赫列勃尼科夫就是这样从我们眼前消失的。我对他的离去感到很伤心，因为他是一个性格与我极其相似的安静沉稳的人。在整个骑兵连里，只有他一个人那儿有茶炊。在无风的日子里，我总到他那儿找茶喝。我们受着同样的激情的鼓舞。我们两人都把世界当作五月的牧场，是徜徉着女性和骏马的牧场。
[13]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死也得溅他们一身血……让我们为酸黄瓜和世界革命献身吧……”
[14]
我踢了一脚胯下的母马，把将军赶进一间打谷棚，打谷棚里除了干草就是一些杂物。棚子里很安静，很黑暗，也很凉爽。
“老爷，”我说，“不服老不行呀，看在上帝的分上，向我投诚吧，咱俩都该好好歇一歇了，老爷……”
将军抵着墙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喘着气，还用一根通红的指头，摩挲着脑门。
“不行，”他说，“你还是砍了我算了，我的军刀只能投在布琼尼名下……”
他还只向布琼尼投降。哎呀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一眼看得出——这老家伙想死。
“老爷，”我牙齿格格打战地又哭又嚷道，“听我这个无产阶级一句劝吧，我本人也是高级军官。你别看我身上没刺绣，可我也有职称。我的职称是——尼日尼……是伏尔加河沿岸的尼日尼城的……沙龙里的音响师和腹语师……”
这时我觉得自己鬼魂附体了。我的眼前就只有将军的眼睛，如灯光一般闪闪发亮。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红色的海洋。屈辱感如盐分一般渗入我伤口，因为我看得出来，这位老爷子压根不信任我。于是，小伙子们，我紧闭双唇，缩紧肚皮，深吸一口气，以一种古老的、我们自己的、大兵式的和尼日尼城式的方式，向这位波兰小贵族证明我的腹语师身份。
老爷子脸色煞白，紧捂胸口，一屁股坐在地上。
“现在你相信瓦西卡音响师兼战无不胜的第三骑兵旅政委的话了吧？……”
“政委？”他惊呼道。
“政委。”我说道。
“共产党员？”他又问道。
“共产党员。”我说道。
“在我行将咽气的时刻，”他大声说，“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请你告诉我，我的哥萨克朋友，你是共产党员还是你在撒谎？”
“我是共产党员。”我说。
我面前这位老爷子，坐在地上，吻着一枚护身香囊，把军刀断为两截，两只眼睛灼灼有神，像漆黑的草原上两盏闪光的盘碟和明灯。
“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向共产党员投诚，”说着，打招呼似的握了握我的手，“对不起，”他说，“你就按士兵的方式把我砍死吧……”
[15]
宁静安详的夕照，令城堡周边的草地显得更加清脆碧绿。池塘上空一弯冷月，像蜥蜴一般绿莹莹的。透过窗子，一眼望去，就是拉齐波尔斯基伯爵的家族庄园——隐蔽在用波纹绸带挽结的黄昏夕晖下的草地和啤酒花种植园。
[16]
第三遍铃声响过后，列车启动了。夜幕如帐篷一般抖落出满天繁星。星星亮得像一盏盏油灯。当兵的油然想起库班的夜晚和明亮的星星。思绪如小鸟儿一般倏忽飞过脑际。而车轮咔嚓、咔嚓地响……
[17]
“而我，确实，我得承认，我把这个坏女人从行进中的列车上，一脚踹到斜坡上了。可这身强体壮的女人，坐了一会儿，抖了抖裙摆，竟然又走起了老路。而我，看见这个女人竟然浑若无事，看见她周围的俄罗斯满目疮痍，看见庄稼汉们的土地上颗粒无收，看见被人凌辱的姑娘们，看见弟兄们蜂拥向前线，生还的却寥寥无几时，我多么想跳下列车，或者杀死我自己，或是把她结果掉。但哥萨克们却舍不得我去，他们说：
“‘把她干掉。’”
于是，我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
[18]
他牵牛的神情十分庄重，他那骨骼清奇的身板如绞刑架一般，切割着天空那温暖的光辉。
[19]
灌木丛里传出列夫卡的呼哧声和喘息声。蒙着面纱的月亮像一个讨吃要饭的乞丐一般在天空徘徊。远方的枪炮声在空气中浮动。惶惶不安的大地上针茅在窸窣作响，八月的星星接二连三地坠落于草丛中。
[20]
可波伊杰尔曼公民却只瞪了我们一眼，又开始一双眼睛四下里滴溜乱转，然后摸一摸我们的肩膀，说地方政权已经办不了公了，这事管不了了，根本不给出任何指示，只会说什么：战士同志们，假如你们怜惜苏维埃政权，就请你们离开这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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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托夫同志在其短暂而又光荣的一生中，无比担忧的一件事，就是叛变，可叛变透过窗户在向我们眨眼，叛变在嘲笑我们这些粗野的无产者。但同志们，我们无产者自己也知道自己粗野，我们也因此感到难过，我们的心灵在燃烧，在用烈火撕扯着肉体的禁锢……
“我要告诉您，侦查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正透过窗户在把我们嘲笑，叛变正在我们屋里走来走去，他把鞋子脱下搭在肩膀上，这样就不会在我们被抢劫一空的房子的地板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22]
于是，我狠狠地踩了我的老爷尼基金斯基一脚。我踹他踢他，整整踢踹了他一小时或者更多时间，这段时间使我彻底认识了什么是生活，令我彻底领悟了活着的滋味。把他一枪崩了，我这么说吧，能让我摆脱一个人：开一枪——是对他的恩赐，而对自己而言是令人厌恶的草率行径，人身上是有灵魂的并且灵魂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可是枪子儿打不到他的灵魂。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名声，通常我会脚踹敌人踢上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希望弄明白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23]
漂浮在雨雾里的村庄似乎膨胀了，赤红的黏土从它那丑陋的伤口涌出。第一颗星星在我头顶上闪烁了一会儿，又隐没于乌云里了。雨水鞭挞着白柳，渐渐耗尽了力气。夜幕像鸟群一样飞上天空，黑夜将它那湿润的花环罩在我头上。我也耗尽了力气，在坟墓桂冠的重压下，佝偻着身子，向前走去，心里默默祈祷命运予我以最基本的技能——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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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怨言和牢骚一旦开闸便没个完，她一边叨咕，一边把哑巴男孩挪到墙边。萨什卡和她躺在一堆破烂似的床铺上，而我竭力想睡着，并且为了能做个好梦，一个劲儿地想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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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战俘被逼着在北海岸边干活儿，加固工事。因需要干农活的人他们被赶到了德国腹地。把格里舒科要走的，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鳏夫，是个农场主。他的精神病症状是他从不说话。他用鞭打和饥饿教会格里舒科用符号和他交流。四年当中，主仆二人都没说话，但也相安无事。格里舒科没学会德语，因为他从未听过人说话。德国革命后，他要回到俄国。主人把他送到村头。在大路边主仆二人站住了。那德国人用手指了指教堂，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了指广袤无垠、蔚蓝色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然后，他把自己那颗白发苍苍、蓬松杂乱的疯子的脑袋，依靠在格里舒科的肩膀上。主仆二人就这样默不作声地搂抱了一会儿。这之后，那德国人一挥手，脚步快速而又无力地，蹒跚地返回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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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俘虏都死了。我是凭自己的心得知这一点的。今天早晨，我决定追荐亡灵。在整个骑兵军里，除我之外，没人会做这件事。我们的部队在一座废弃的小庄园里休整。我拿了日记本就去了一个幸免于难的花坛。花坛里有风信子和蓝玫瑰。
我开始动笔记录排长和九个被杀死的俘虏的事，可是，即刻便有一种吵闹声，一种我十分熟稔的喧哗声，打断了我的工作。切尔卡申，就是在司令部打杂的那人，正在攻击蜂房。而红脸膛的奥廖尔人米佳，跟在他身后，双手捧着冒着浓烟的火炬。戈洛夫和大家全都裹着大衣。他们的眼睛里都燃着一颗火球。数以万计的蜜蜂反击着胜利者，然后死于蜂房外面。我撂下手中的笔。我为自己不得不追荐这么多亡灵而感到恐惧。
